大门道（8）逆行西进之路第四日：交托之路

编者按｜把方向盘交出去，也是一种学习

“西进逆行之旅”专栏第四篇，大门从清晨的纪念碑谷出发，把方向盘第一次交到儿子手中。这不仅是技术的传递，更是信任与成长的象征。在纳瓦霍的展馆里，他们读懂文化的尊严；在西部片的配乐中，他们聆听边境的回声；而在圣达菲的街角，旅程抵达了历史的终点，也抵达了内心的深处。

这一日，大门不再主导旅程，而是学习交托，也学习观看。在亲子、信仰与历史之间，荒原之路已悄然变成心灵的通道。

交托之路

逆行西进之路第四日

文/图：大门

清晨五点，我在木屋门廊支起三脚架，对准眼前的“纪念碑”。天色未亮，风里尚存夜的寒意，我终于体会了一把发烧友摸黑起早拍风景的经历。远方的西手套山、东手套山与梅里克山在晨光中逐渐苏醒，色调由蓝转灰，再由灰透出赭红，仿佛天地正在深呼吸。

九点钟离开纪念碑谷时，风依旧干燥，光线从岩柱的缝隙中更多地慢慢流出。我一边收拾行李，一边犹豫：今天要不要让门仔开车？

他学车时开的教练的Model 3，拿到驾照后我又给他买了Model Y——两年驾龄，看似资历不浅，但油门与刹车、转速与引擎，那是他从未踏入过的机械世界。前几天我始终忐忑不决，但今天我忽然释然了：谁还没有第一次呢？

就这样，从纪念碑谷到纳瓦霍国家纪念碑（Navajo National Monument）这段蜿蜒山路，交给了这位“没有油车经验的老司机”。一路上道路时起时伏，地形忽开忽敛，他握着方向盘，双手略紧，表情专注。车窗外是飞逝的红岩与灰绿色的灌木丛，而我心中，也渐渐从紧张变为安心。

我们将车停在纳瓦霍国家纪念碑前，据说附近即是古代纳瓦霍人的聚落遗址。可惜我们没有时间安排 hiking，无缘深入其中，只能翻开画册对着图片神往了一下。事实上，真正让我印象深刻的，是纪念馆本身。

这是一座不大的展馆，但无论从布局、解说、展品到气氛营造，都透出一种用心：不只是展示，更是一种“让人走近”。门仔读着墙上的多语解说，时不时回头跟我交换看法。我们在国内也参观过不少少数民族地区的博物馆，但少有像这样，让人不仅看见文物，更看见一种生活，一种尊严。这种展示方式，不是把文化当作标本，而是当作仍在发声的主体。那一刻，我觉得这不只是一个纪念的场所，更像一处静默的教室。

离开纪念碑后，门仔主动说要继续开车。于是我往副驾一坐，整段行程多了一点“被载着走”的安然。我们一边开，一边接续昨天关于《关山飞渡》的讨论，又聊到了《荒原三镖客（The Good, the Bad and the Ugly）》的镜头语言。门仔打开音响，放起了电影原声里那段哨音与电吉他交织的旋律，那声音在空旷的西部荒原上特别对味。

聊着聊着，我们甚至从美国西部片聊到了法国新浪潮时期的“反西部片”，那种带着哲思与距离感的影像解构，后来反过来影响了美国自己对“英雄”与“边境”的重写。在听这部电影的原声音乐透时，门仔问我有没有听出来，所有的配器其实全都跟牛仔有关——口哨、鞭子声、马蹄音、甚至是某些打击乐的干响，全都是那个世界里会出现的声音。

我愣了一下，随即明白他的意思。这首曲子不只是旋律好听，而是用声音构建了一整个地理与文化的场域。那种结合荒凉、节奏与戏剧性的配乐风格，对六七十年代的香港功夫片可谓影响深远。许多经典拳脚打斗场面，都能听出那种从西部荒原借来的节奏感与张力。

那一段路，像是我们的声音与风景一同交织出来的叙事。我们不是用电影解释历史，而是在旷野里学习一种观看——如同信仰教我们去凝视一切所造之物，不带占有，唯有敬畏。

我看着门仔专注驾驶的侧脸，忽然有种错觉——像是那个总被我提醒“转弯要打灯”的小男孩，已经悄悄长成了自己的开路者。此刻他不是从我这里“继承什么”，而是开启属于他自己的西部之路。

傍晚时分，我们抵达圣达菲（Santa Fe）。这座城市像是历史与文化交错的活体拼贴。西班牙殖民者曾以此为首府，美墨战争前后在此易手，美国化的铁路文明与保守的天主教信仰、纳瓦霍与普韦布洛族群的传统艺术与现代设计师的工作坊……多层次、多节奏。这不是荒野的沉默，而是文明的回声。

我们漫步进入市中心，途经圣方济各教堂（Cathedral Basilica of St. Francis of Assisi）的门前，转角就是圣达菲广场（Santa Fe Plaza）。一位十来岁的小女孩正站在人行道边拉着小提琴，琴声虽稚嫩却带着执着，仿佛将整座古城拉入一段缓慢的时间里。我们停下脚步聆听，门仔低头想找点小费，发现钱包里只有张十元钞票，索性豪气地塞进小女孩面前的琴盒中。

在女孩不远的地方，我看见一座低矮却古朴的石碑，上面写着：“End of the Santa Fe Trail”。它静静矗立在人群边缘，像是一块被人们遗忘的路标。但当我站在它面前，心里却涌上一股奇异的感觉：好像从加州一路开来的旅程，不只是地理上的终点，而是历史意义上的一种抵达。

圣达菲小径（Santa Fe Trail）开辟于1821年，是当时连接密苏里州（Missouri）与新墨西哥地区的商贸通道。它原是民间商队为与墨西哥北部进行贸易所开拓的道路，后来逐渐演变为军事与殖民的前线。可以说，它是美国“西部拓展”的前奏，是联邦政府对西南边疆逐步收编的实体铺陈。

圣达菲作为这条路的终点，也成为历史多层文化交会的场域——西班牙殖民的遗绪、墨西哥共和的痕迹、美国拓荒的征象，以及原住民族的沉默抵抗，在此长久重叠。这城市既是西进的目的地，又是原有文明的边界，既是贸易与征服的节点，也是文化摩擦与妥协的见证。

我们正要离开广场时，又被另一座石碑吸引，那是圣达菲南北战争纪念碑（Soldiers’ Monument）的残座。碑上曾经刻着“to the heroes who have fallen in the various battles with savage Indians”这样的字句，但在2020年因其用词与种族偏见，引发争议而被民众拉倒。如今碑基仍在，立于原处，一半是记忆的残迹，一半是历史辩证的现场。

站在这两座碑之间，我忽然明白：一个城市的历史，不是统一的叙事，而是一系列未竟的对话。谁记得什么，谁选择遗忘什么，谁又正在重新命名这块土地的意义？

而我们从加州出发，逆行西进，横越沙漠与峡谷，来到这条历史通道的终点——其实也像是站在一个问号前。不是问“西部还有什么没开发”，而是问：当我们看着这些曾被占领、拓荒、命名的土地时，是否还记得——征服之外，还有敬畏；拥有之外，还有保留。

这一天，对门仔来说，是第一次驾驶油车上山下坡；对我来说，是一次在副驾上重新学会交托的旅程。而对我们一家人来说，则是在历史与风景之间，又推进了一小段心灵的共同旅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