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门道（18）陷入自己的语法：当代艺术的语言幻象

编者按｜本文为大门《如果语言先于观看，摄影还剩下什么？》与《我反对的是标准化叙述》的延续，继续剖析当代艺术中看似开放实则封闭的语言训练机制，揭示艺术家自述、展览文本乃至批评话语如何被制度化、格式化的语法所束缚。同时也提醒我们：唯有突破语法的牢笼，拥抱不被收编的可能，艺术的真正力量才能得以彰显。陷入自己的语法：当代艺术的语言幻象

文/ 大门

如果语言先于观看，那语言自身的幻象，又该如何被观看？

这次，我打算沿着这条语法陷阱般的提问，延续我上次在《如果语言先于观看，摄影还剩下什么？》的思考。那篇文章因为写作方式引来不少朋友的关注与回应，而我也逐渐意识到：许多困扰我们的问题，其实并不限于摄影领域，而是根深蒂固于整个当代艺术语境中一套系统性的语言机制。

特别是在自述文本与展览话语的系统性使用里，我们不知不觉已经学会了一套语法——一套看似开放进步、实则非常封闭的话语训练体系。

于是，我想重新提问：

当艺术家被要求说明自己，当作品需要通过语言才能“成立”、才能被理解、被接受，我们到底是在创造语言？还是只是学会了怎么说话？

在今天的当代艺术世界里，语言不仅是创作的延伸工具，更成了策展制度、身份政治与语境合法性的主要入口。艺术家不再只是创作作品，也必须学会“说明自己”——一种必须具备语法正确、逻辑清楚、立场明确的语言操作。这种语言的标准化不仅体现在展览文本与学术话语中，更在艺术家自述里以“诚恳”、“自省”、“脉络清楚”的面貌出现。然而，这样的语言真的是自由的吗？还是，我们早已集体陷入了某种语法的幻象？

维特根斯坦曾反复强调，许多哲学问题其实是语言问题，是我们在不知不觉中“误用了语言”，或说，被语言误用了。他在早期著作《逻辑哲学论》中相信语言有其逻辑结构，能够映照世界的本质；但到了晚年的《哲学研究》，他转而怀疑这種信念，主张语言的意义来自使用，而非逻辑形式，并指出许多哲学困境，其实是我们“被语法误导”的结果。于是他写下那句著名的判断：“我们陷入自己的语法之中。”这句话原本是对哲学语言困境的诊断，但在我朋友老郭看來，也正好可用来描述当代艺术语境的语言困局：我们不再被思想限制，而是被一种看不见的语法训练所限制。

这种语法不是语法书上的主谓宾结构，而是一种文化体制内部所形成的语言习惯与言说期待，是一种经过精致训练的语言游戏规则。它告诉你该如何谈论你的身体、你的历史、你的地缘、你的创伤、你的父权、你的殖民经验与反殖民立场。它让人学会如何说话，却未必鼓励人思考说话这件事本身。

更关键的是，这种语法训练不只是对艺术家单方面的规訓，而是一整个体系的共同参与与维护。策展人需要这种语法来撰写“具备当代性”的展览计划，批评家依赖它来进行“有社会责任感”的评论，学术与资助机构更是以这套语言为标准来进行分类、归档与甄选。于是语言的幻象变成了一场集体共谋：没有人强迫你说什么，但你若不这样说，便进不了这个语境。这正是当代艺术语境中最无形却最强效的语法控制。

正如我在《我反对的是标准化叙述》一文中指出的，我反对的是这种语言的标准化叙述。不是因为它们不诚实，而是因为它们太诚实——诚实地反映了一整个系统如何训练艺术家说出“对”的话、交代“清楚”的脉络、完成“合法”的自我定位。语言在这里不再是一种思考的延伸，而是一种行政手段，是展览与机构得以分类、转译、归档与资助的格式。

你可以说它是一种安全的写法，也可以说它是一种制度性的操练。它要你有身份、有位置、有理由、有关联、有脉络。它不问你为何观看，只问你观看的正当性够不够。于是，艺术家的语言越来越像履历、像申请信、像保证书，而不再像一段正在摸索的话，或一个还不确定该不该说出口的念头。

这其实也是我一直反复琢磨的问题：那些看似诚恳、反思、有脉络的语言，其实往往是一种语法的训练成果。它们并非不真诚，而是诚实得近乎机械——语言在这里，不是经验自然长出的声音，而是一种配合制度运作的语气模拟。艺术家学会了如何用正确的方式说话、怎么引述自身身份、如何标示创伤与再现经验，但说出的不再是经验，而是经过格式化的语句模组。语言成了进入展览与学术系统的通关密码，而不是来自创作现场的未定之语。

因此我们看到：艺术家自述变成公式，策展人语言变成模板，展览文本常常变成一种政治正确的语言变体，而学术讨论则像是在玩一场词汇积木游戏，堆叠着那些听起来理应具有解释力的词语——流动性、非线性、后人类、酷儿身体、主体裂变、空间重构、还有不知道从哪本期刊翻出的“符号再索引化”。这些术语的频繁出现，有时更像是在参加一场语言模拟考——你知道该用哪个字开头、哪个词接尾、哪些词汇能证明你不是门外汉；甚至连语气词都在测试你是否说得够当代、够意识形态、够干净利落。仿佛这不是表述，而是一场入场门槛的笔试，你若停顿一下、说错一个词，整段语言就会像没打好格式的履历，直接被刷下去。

维特根斯坦在晚年放弃了早期对语言与逻辑的追求，而转向对日常语言使用的观察。他发现人们在语言中并不总是逻辑清晰地表达思想，反而经常是在重复、模仿、借用语法来“看似说出些什么”。他称这种语言状态为“语法的迷惑”：语言使我们误以为自己在说话，实际上我们只是进入一套习惯化的语法框架中，被语言牵着走。

今天的当代艺术，正处于这样一种语法迷惑之中。我们以为自己在批判权力、在再现经验、在反思历史，但我们是否真的还在产生新的思想？还只是在一个看似进步、实则可预测的语言场里进行格式化的话语重组？这种语言的幻象，是对艺术最深层的背叛——它让我们相信语言可以无限解释世界，却忘记了语言也会构筑出一个让人无法逃出的牢笼。

而更值得警惕的是：这套语法迷宫已经不只是欧美艺术学术圈的问题，它通过出版物、教育体系、国际资源与评审制度迅速向全球传播，使得许多非西方地区的艺术家与策展人不再说出自身语境中的语言，而是说出一种“可以被翻译、被理解、被认可”的语言。

这种语言不是殖民语言，却是殖民后的语言；不是暴力的命令语言，而是慷慨的语法诱惑；它不强迫你说，而是让你在自我审查与语法训练之中，自愿地、机敏地、熟练地进入一个看似自由的话语体制。它要你说出你的伤痕、你的边界、你的重构，它甚至欢迎你批判它——但必须用它的语法，按照它的节奏。

这是一场语言的幻象，也是艺术的幻象。语言不再是开启经验的钥匙，而是进入系统的密码；艺术不再是叙述无法言说之物的努力，而是语言游戏的再生产机制。

维特根斯坦说：“我们陷入自己的语法之中。”我们不妨在这句话后加上一个问号：那么，我们是否还能离开？

我本来想写“也许我们需要的，是语法之外的语言行动”——但这句话看起来也太像一篇艺术基金计划书里的核心命题了。所以，换种方式吧：

也许我们只是需要，有一天，在完全没有准备的状态下，让某个句子自己掉出来，像梦里醒来那样，还没来得及包装、没来得及翻译，也没来得及想清楚它是不是符合哪种理论。就像一个小孩突然说出一句陌生语言，或者一位工人顺手写下的字条，语义混乱却带着现实的气息。只有在那样的语言之中，我们才真正靠近艺术本身——不是靠近语言中的艺术，而是靠近艺术中尚未被语言收编的可能。

当然，也不排除这整篇文章本身就是一个语法表演秀。谁知道呢，也许我只是用另一种语法，模仿了我所批评的语法，就像梦中人喃喃自语，还未清醒，就已跌入了下一层语言的回声……

END

大门

摄影师，策展人，曾任某国际摄影年展、摄影博物馆艺术总监

现生活工作于广州、洛杉矶、纽约。